秣柯  收集/整理

        2019年7月，喜闻双峰县永丰镇璜壁堂村“葛健豪故居及墓”列入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村支两委还规划了石板冲红色教育旅游景区，一直对璜壁堂抗战流亡学生历史饶有兴致的美籍爱国华人彭志安先生不远万里回到祖国，第二天就来到了璜璧堂村。

        一行五人在双峰三中（扶稼堂）佘国武老师、永丰镇王松书记、璜壁堂村刘小年书记的陪同下，首先来到璜璧堂村部和璜璧堂旧址，追忆了抗战时期东北中山中学一千余师生流亡至此学习与生活，探寻抗日救国真理的历史。然后又来到石板冲葛健豪故居，详细了解毛泽东笔下的“革命母亲”葛健豪的传奇故事。徒步穿越清幽的天龚山，来到葛健豪和革命烈士李笑山墓前，深深地三鞠躬，感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新中国建设做出的不朽贡献。

东北中山学校抗战时期璜壁堂旧址

       璜壁堂位于双峰境内湄水河畔，双峰山下，距蔡和森纪念馆4.2公里，石板冲葛健豪故居2.2公里，九峰山森林公园13.7公里，曾国藩故居31公里。

        原璜壁堂是朱明皇裔----茶商巨子朱紫桂兄弟于清同治年间修建的第二座建筑，取“璜璧礼地”之意，也是最大的一座庄院，建成后金壁辉煌，故名为“璜壁堂”，1938年曾被东北中山中学借用靠西边的部分院落作为校址，安置东北流亡师生近千人。

        东北中山中学是在国难当头，家乡沦陷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张学良于1934年3月26日在北平为东北流亡学生创建立。也是“九·一八”事变后成立的第一所全国性的学杂、食宿全免的国立中学。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逐步加紧对我国华北等地的侵略，该校于1936年11月迁至南京板桥镇，1938年1月迁到湖南永丰镇璜壁堂，师生含泪合唱《松花江上》，度过除夕。

       在璜壁堂期间，中山学校复课。陆续安置东北流亡师生达一千多人。先后制定了中山校歌；为早期学生巴清正烈士举行过追悼大会（中山早期学生、空军巴清正在武汉上空与日机空战中壮烈殉国），设置了“清正奖学金”；在屋后密林自编自抄出《火把》等文艺刊物（《火把》，意在那长夜难明的旧中国，要有冲破黑暗的决心，以星星之火光照前途）；组织过暑假宣传队，宣传抗日；组织军训，女学生都会开枪，并在屋前小河开展过游泳训练，1938年4月到5月间，刘希夷、崔垂言等五位老师经东北协会的安排，参加了赴西北考察团，主要是访问了延安，曾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湖南告急，中山学校开始筹备西迁。1939年5月5日迁到广西怀远镇，同年途经贵州迁到四川省自贡自流井。1946年才回到了东北的沈阳城，并迁入现校址。

       在艰难的抗日战争年代，东北中山中学造就了一大批革命志士、民族精英和海内外知名人士。

 清幽的石板冲景区和葛健豪故居

        由璜壁堂旧址左行2.2公里，就是璜壁堂村村支两委规划建设中的石板冲红色教育旅游景区，葛健豪故居就坐落在这里。

        葛健豪是蔡和森、蔡畅、向警予、李富春共同的母亲葛健豪。她用一生演绎了一个传奇，毛泽东、邓小平尊称她为“大家长”。

　　 葛健豪（1865.08--1943.03），原名兰英，双峰县荷叶人。她早年偕子女赴法国勤工俭学，是1600多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年龄最大的“老同学”，被当时舆论界誉为二十世纪“惊人的妇人”，同唐群英、秋瑾并为潇湘三女杰。她曾在湘乡和长沙两度创办女子职业学校，积极投身湖南的女权运动，堪称湖南早期的女子教育家。她善于教育子女，并积极支持子女从事革命，自己亦在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投身革命活动，人称她为“女中豪杰”、“革命母亲”。

      1932年葛健豪带着孙辈们在石板冲避难。石板冲原为蔡氏家族的田地，这里有蔡氏公房，她便住在公房里。1943年在这里逝世，临终时，她不知道蔡和森已经牺牲了，要长女蔡庆熙转告蔡和森：“母亲已看不到他们的事业成功，但革命一定会胜利的！”毛泽东主席得知葛健豪逝世，写了“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的挽联。　　

        葛健豪故居始建于清代晚期，砖木结构，土砖墙、青瓦面，占地面积约450平方米，具有典型的江南民居特点。1932年至1943年，葛健豪同女儿蔡庆熙、孙子蔡博、孙女刘昂、李特特等人在此渡过了清寒的晚年田园生活。葛健豪故居是一处不可多得红色人文景观。

       2019年2月28日，湖南省第十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出炉，双峰县“葛健豪故居及墓”经过申请报名、资料筛选、实地复核、专家评审等程序，正式列入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所属类型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从故居的左侧沿溪上天垄山，树木茂密，云雾缭绕。行至半山腰，两块长约六十米，宽四米的石板静卧山岗，两石板中有咸丰九年修的蔡非华墓，坟墓很完整。蔡非华为蔡和森曾祖父的曾祖父。是双峰县颇有文化含量的古墓。

        沿着风景如画的林荫小径登到山顶，豁然开朗，农舍、山塘、良田、菜地、茂林、修竹，当地人称“天落垄”，几十亩高山田园，仿佛天上落来，完全是现代版的桃花源。

        沿林间小道行至天垄山脚，还有一处李笑山烈士墓。

        李笑山曾为小学校长，后投奔革命，任贺龙红二军团农运部部长，在赴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时不幸被捕，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他墓碑上篆刻的遗言引人深思、敬仰：“我自参加革命之日始就以身许党了，不知有生命何知有身家，不知有身家何知有荣辱，不知有荣辱何患于得丧，是故临死无旁事扰乱我之方寸也”。

     葛健豪墓与故居和璜壁堂沿山势走向分布，均相隔2公里多。

     1985年9月，双峰县人民政府为 葛健豪立碑：蔡母葛健豪纪念碑。碑名由陈云同志题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题写了“母仪是式，亮节高风”的赞辞，并题诗：“豪杰蔡家多，儿女万人歌；堪为烈母颂，留学创先河。”

      葛健豪墓地四周苍松翠柏，庄严肃穆，常有民众慕名前来凭吊，是一处极具意义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璜璧堂村的乡村旅游开发虽然还在起步阶段，但这里有东北中山学校旧址、葛健豪故居、葛健豪墓、李笑山墓；有石板冲、天垄山山水田园胜境，随着红色教育、乡村旅游的振兴，隐匿在历史深处的璜璧堂必定会走出历史，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也必定会越来越辉煌！

抗战时期的东北中山中学与永丰璜壁堂

      战线西移，中山从板桥西撤，究竟奔向何方尚无定所，只能是边撤边找栖身之地。当行经武汉时，才得知在湖南省湘乡（双峰）县寻到了永丰镇的璜壁堂可为临时的校址，全校师生即南下璜璧堂。

      此行由板桥西迁路线是：由板桥镇车站乘最后一列开往芜湖的货车(图9)，沿江南铁路南下抵芜湖。在芜湖候船数日，再分乘小火轮沿长江而上至安庆。学校在此候船一星期后，虽然预定了西开的招商局的江顺轮，但因在安庆候船西撤人员大批拥塞在长江边上，中山师生却无法挤上船去。在此欲上不能的困境中，由军事教官王禹超指挥受过严格军训的高中男生，采用精通的“楔形战术”在拥塞的人群中打开了一条通道，保护女同学及低年级同学终于上了船。在赴武汉的航行途中，常遭受着敌机不时地轰炸与扫射，惊险万分。到武汉后又停留了二十余天，至12月底，才自武昌乘火车沿粤汉路南下抵长沙。这时听到了璜壁堂这个栖身之地有可能失去的消息时，王校长果断地派了100名高中学生组成先遣队，在马希磷老师的率领下采用急行军，以三天时间徒步两百里先行赶到了永丰。学校大队人马随后才乘火车到湘潭，再徒步经湘乡（双峰）抵达永丰镇。

      此次西迁，从1937年11月19日撤离板桥起，至次年的1月5日抵达永丰的璜璧堂止，已历时逾一个半月的艰辛历程了。

      迁校队伍在武汉停留期间，曾有在南京受过集训的部分同学投笔从戎，凭集训结业证书免试投入了几所军事学校，其中王自玉同学考入了空军。

      当师生们从板桥仓猝西撤时，只能是轻装行军，所有学校的图书仪器和师生的大件行李，都由刘培勋、张广誉两老师负责随后车船押运。在兵荒马乱中，两位老师沿途历尽艰辛，步步惊险，终于把押运品一件不少地护送到了永丰，因而师生们称赞这两位老师为押运功臣。

      永丰(图10)是湘乡（双峰）的一个小镇。离镇数里的璜壁堂(图11)，是一座拥有房屋一百余间属于朱明后代的民宅，座落在青山(双峰山)绿水(涟水)之间，附近有大小山丘环抱，门前有小河流过，环境清幽宜人，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全校师生近七百人借住此宅，将建筑宏伟的房屋改作教室后，即行复课，复课后，除师范班留在永丰镇外，其余班级均进驻璜璧堂。

      当学校撤离武汉时，留下刘希夷、石志宏和王云章三位老师，在武汉继续招收东北籍学生。历时一月共招收了学生一百余人，随即南下到了璜璧堂。    

      王校长（王宇章）是善于利用一切机会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在停留永丰镇。未迁入璜壁堂时，大年初一，王校长把全体学生召集在一起，向大家祝贺春节之后，即大讲日寇侵华史，教导同学们勿忘国难家仇……。他讲完话亲自领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一唱，使全场一片唏嘘，泣不成声，不少同学已是嚎啕大哭了！因而主校长把这次祝贺春节大会开成了控诉日寇罪行的大会、鼓舞复土还乡斗志的大会。

     学校在璜壁堂复课后，久历戎行的王校长为适应复土还乡的办学要求，对学生的军训与军事管理更严了(图12)。中山这一优势就在这里尽先产生了效果。因为璜壁堂地处偏僻，时有成股的武装土匪出没，并扬言要抢劫中山。学校为求安全计，就把训练有素的男女学生组织起来，荷枪实弹，日夜站岗放哨，进行防卫。由于学校实行武装防卫，戒备森严，使学校在整个璜壁堂时期，土匪始终未敢进犯。

     中山在璜壁堂时期，制定了校歌。学校为了统一师生思想，鼓舞复土还乡斗志，发动全校师生创作校歌。后在收到应选的上百首歌词中，一致选定了由国文老师郝泠若在板桥时期所作“白山高，黑水长……我来自北兮回北方”的一首歌词定为《中山校歌》，由音乐老师马白水(德馨)谱曲。歌词悲壮凄楚，慷慨激昂，曲调优美深沉，动人肺腑。此歌词曲均凝炼了中山之魂。制定了校歌，是中山校史上的一件大事。   

      中山迁入璜璧堂后的招生对象，仍全部为东北籍的。这时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就是璜璧堂主人有几个子弟要求入校，究竟招不招呢?经校务会议讨论后决定，念房主人慷慨借房之谊，只好作为附读生招了。这是中山破例首次招收非东北籍学生。

       1938年2月8日，中山早期学生、空军巴清正在武汉上空与日机空战中壮烈殉国(注)。后不久，学校在璜璧堂为巴烈士举行了追悼大会。烈士亲属根据烈士生前遗愿，将其抚恤金捐赠了母校，母校用以设置了“清正奖学金”。

       璜璧堂前面有一条清澈溪流，是一个天然游泳池。王校长为使同学们加强锻炼和多一项救生技能，就大力倡导男女同学都去学会游泳，他本人也带头下水。在璜璧堂时期开展的游泳活动， 为中山后来把游泳作为体育主课之一奠定了基础。就在这全校性的游泳活动中，发生了训导员穆德伦老师溺死于水的不幸事件。从此，更加坚定了同学们必须学会游泳的信心与决心。

       学校迁到湘乡（双峰），中山儿女离白山黑水更远了，曾有部分学生感到前途渺茫而产生了消极情绪，甚至还发生了在北平南校时入校的薛玉成同学，因过分忧伤而自杀的惨剧。面对此情此景，校长及老师们抓紧对学生进行前途教育，情况始有好转。

       1938年4月到5月间，刘希夷、崔垂言等五位老师经东北协会的安排，参加了赴西北考察团，主要是访问了延安，曾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向考察团重点讲了两个问题：一是国共二次合作的重要性及由此而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意义；二是论持久战和必须树立最后胜利的信心，祖国前途是光明的。刘老师等人回到学校后作了一次考察西北的报告，使全校师生受到鼓舞。

      这年暑假中，有刘祖汉、李德浚、邓育华、李文相、金亚涛、樊树人和白桂荣等男女同学三十余人组织了暑期宣传队(图13)，由师范一班的刘祖汉任队长。他们顶着烈日酷暑，深入农村作抗日救亡宣传，很受群众欢迎，宣传队员本身亦经受了锻炼。但因未能按期返校，学校给队员记过处分；队长刘祖汉被开除，刘当时已毕业离校。

        1938年10月21日和25日，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湖南已处于被日寇夹击省区，形势危急，在湘乡（双峰）已难久留。于11月12日，全体师生星夜撤离了璜璧堂作第二段的西迁。学校的图书、仪器及师生的大件行李，只好暂留永丰了。

       1938年9月，王校长辞职，由韩圣波(清沦)老师继任校长，并主持再次迁校。

璜璧堂最深的烙印：校歌和游泳

　　从1938年2月抵达至11月撤离，东北中山中学在湖南永丰镇的璜璧堂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发生了很多难忘的事情。“抗日救亡，复土还乡”一直是办校的初衷。
　　梳理校史资料、校友讲述和回忆文章，我们发现在璜璧堂有很多故事、很多人值得尊重，其中有两点需要铭记：
　　第一，校歌成为“爱国的最生动表述”。让老校友们唱着唱着便禁不住流泪的《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校歌》，便是在璜璧堂诞生，在以后的西迁途中，它和那首《松花江上》一样，成为师生们情绪的宣泄渠道和抗战必胜的信念源头，“我来自北兮，回北方”便是最好的精神动员。所以，它是这所“国立一号”中学抗日救国的最生动表述。

在璜壁堂选出的中山中学校歌

   白山高，黑水长，

   江山兮信美，

   仇痛兮难忘。

   有子弟兮，琐尾流离，

   以三民主义为归向，

   以任其难兮以为其邦。

   校以做家，桃李荫长。

   爽阴与太液秦淮相望，

   学以知耻兮乃知方。

   惟楚有士，虽三户兮，

   秦已亡。

   我来自北兮，回北方。

　　第二，游泳成为校规并坚持下去。我们一直欣赏东北中山中学对体育健身的态度，没好的身体何谈救国？没好的身体又何谈保存“民族的元气”？所以，她的学子们多热衷于体育运动，如篮球、排球等，甚至有的学生还曾入选过国家队。但，游泳是从璜璧堂开始，并升级为“校规”——游泳不及格要留级。甚至出现溺亡意外事故也不能改变这一点。所以，它是这所“国立一号”中学教育担当的最具说服力的诠释。

璜壁堂校址故事和大事

       一、吓跑土匪
　　1938年2月，东北中山中学在璜璧堂复课。
　　校长王宇章为适应“复土还乡”的办学要求，对军训看得更重了。1938年8月，此前在北平慕贞女中读书的陈寰进东北中山中学读书。她初来时印象是：“女同学都会打枪。我在教会学校读了两年，多多少少染上了小姐气、洋气。脱掉了花衣衫，甩掉了高跟鞋，剪短了头发，穿上男生制服，戴上男帽，总感到不舒服。对男女同学的尚武作风也看不惯。慕贞女中都是女生，说话轻声慢语，‘谢谢’不离口，举止讲究斯文，也有些造作。中山中学的女同学可不一样，动作豪放，性情开朗，和男孩子一样，说话很冲，直来直去。”
　　这种军事训练在璜璧堂显示了威力。璜璧堂地处偏僻，时有成股的武装土匪出没，并扬言要抢劫东北中山中学的100条步枪和女生。学校将训练有素的男女学生组织起来，荷枪实弹，日夜站岗，予以防卫。据高12班的傅光野撰文回忆：“一天晚饭后紧急集合，校方宣布有大股土匪（约500人）向璜璧堂方向接近。王校长把军训过的同学组成三个中队，门前、后山均设有哨兵。此后开始军训、打靶。我每次都能打中靶心，惹来校长关注。同 学郑大光对校长说，傅光野是南京集训时获射击奖章的。王校长说，难怪！好的就是好的。男女同学打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村民看到我们打靶的成绩非常惊异，消息也传到了土匪那里。土匪始终未敢进犯。”

　　二、游泳校规
　　东北中山中学强调游泳技能训练是从璜璧堂开始的，把“游泳不及格要留级”作为校规也是从璜璧堂开始的。璜璧堂前面有一条清澈小河，是一个天然游泳池。整个夏季的下午，师生们全都浸泡在小河中，岸边设有更衣室，河中有深水护栏，还造了两支划桨小船。
　　沈阳校友刘起光回忆：“当时的校长王宇章，提出仅会游泳不行，还要学会跳水，在河边铺设了高低跳水跳板。王校长既不会游泳也不会跳水，但军人出身的他惯于以身示范，每天下午必有几次在高台跳板上跳下，啪的一声，像一张面板砸向水面，前胸被水撞击得通红，小同学在水中挤眉弄眼，相互窃笑。大同学在深水处围成一圈护驾。”
　　游泳有快乐，也有不幸。刘起光说：“王校长对游泳有两点约束：一是只在校门前小河，不许远去；二是为防山洪突来，晚饭后不许下水。这个约束限制不了先生，个别几位先生不愿意与学生们一起，另去下游两三里地外的大轮子（因有高大水车故名）处游泳。他们也是初学，穆德伦先生即在此处被淹死。当天晚上学校吃芋头，大家难以下咽，从此芋头成为中山人的禁忌，许多同学自此不吃芋头。”报道组在璜璧堂旧址源石村采访时，很多老人还记得淹死人的事。但是，这样的意外事故没有让“游泳校规”停止下来，反而坚定了学校游泳训练的决心。
　　傅光野在游泳时救过同学。“那一天，赵丽茜独自去游，她选的位置是别人避而不去的，水域宽而水浅，而河水中间有一个小潭水深超过两米，直径仅十米左右，会游的人施展不开。赵丽茜是第一次游泳，不谙水性，不知深浅，快快乐乐地走在浅水里，不料突然落入深潭。附近很多同学齐声喊叫，我正走在那段河岸，是小潭最近距离，不容考虑，跑入浅水，潜进深潭，一手把她抓住，用一只手和两脚划出水面，只游两三下已到浅水，站了起来。走上岸，她仍不松手，死死地抱住我，还以为仍在水中呢。”对这段获救经历，赵丽茜也回忆说：“傅光野是我在一次学游泳遇险时的救命恩人。被救上岸的刹那，恩情变成永恒。”

　　三、课外生活
　　在北京采访时，老校友赵德本还给我们讲述了一次有趣的歌舞表演：“四个同学用墨汁涂抹全身，扮成黑人，身披野果子绿叶装，表演黑人歌舞，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表演结束后，我还看到这四个同学到河边洗澡，用刷子刷身上的墨，可就是刷不掉。”同学们也很关心时事。赵德本说，学校与外界基本隔绝，全靠两位同学用一架老旧收音机每天夜里收听广播。收音机经常出故障，幸而一同学有此专长，能及时排除故障，另一同学负责记录后再抄成大字报公布，使师生能够知道一些前方战况和国家大事。
　　在璜璧堂期间，一些进步同学参加了抗日宣传队，学校不但发经费，还协商解决下乡的食宿问题。在沈阳，93岁的白晶泉回忆了参加宣传队的情形：“为了让群众看懂，演正面人物八路军的，在演员背上贴‘八路军’的布条，演汉奸的演员在背上贴上‘汉奸’布条，演日本兵的背上贴上红膏药旗。待演出结束后，围着的乡亲和孩子还指着演员说谁是好人，谁是汉奸，甚至还有激愤的观众用石头瓦片打‘日本兵’和‘汉奸’。”

   　四、自杀事件
　　战争让人焦虑、心悸、不安。
　　璜璧堂离白山黑水更远了，部分学生感到前途渺茫而产生消极情绪。一天夜里，后山突然传来一声枪响，同学纷纷跑出来查看。赵德本对那一幕至今历历在目：“高中班薛玉成同学胸上弹孔仍在冒出鲜血，而他的脚趾还放在扳机处，应是自杀。薛玉成在北平入校，到璜璧堂后被编入高理乙班，当晚他正在放哨。我看到了他写的遗书，主要是看不到‘复土还乡’希望了。”
　　对此，沈阳校友邓兰儒有自己的分析：“日寇占领南京后，不断诱降。国民政府部分人对抗日失去信心，想妥协求和。有的同学感到复土无望了。”他曾撰文写道：
　　薛玉成在他的遗书上，恳请王校长爱护这些硕果仅存的家乡子弟，要把他们带回老家去，交给他们的父母。不要开除“违反校规”思想激进的同学。王校长对薛玉成的死非常伤心，他自责地说：“是我对家乡子弟教育关怀不够，我辜负了他的父母妻子对学校的信赖和期望。同学们写的那副挽联‘白山黑水朝朝恨，皓鬓红颜夜夜心’，表达了大家的哀伤和悲愤。我是应该深刻反省自责的，今后我要更好地照顾好大家。”

　　五、歌声嘹亮
　　曾当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高级记者的陈寰曾回忆说：
　　我在北平慕贞女中时，音乐老师教的都是教会音乐和圣经上的歌。那些歌声和璜璧堂的歌声好像是来自两个世界。璜璧堂的歌声是因国仇家难发出的呼声，声声激动人心振奋斗志。有悲怆思乡的歌声，有愤起抗敌救国的歌声，也有慷慨激昂犹如身临沙场万马奔腾的歌声。没有靡靡之音，没有丧失信心的哀吟。我很羡慕同学们会唱那么多的歌，一早一晚，只要不是上课时间，歌声总是不断。有时，看见同学们边唱边流泪，我也是边听边流泪。歌声是流浪儿的心声，也是最大的慰藉。
　　我最喜欢听那位个子不高苹果脸女孩子的歌声，她叫陈雪微（陈今），是初中三年级的同学。她平日总是穿工裤戴鸭舌帽，从早到晚唱个不停。她最爱唱国文教师郝泠若写的《九月秋》的歌。日子长了，我们成了朋友，后来她去了延安。在同学们齐声唱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时，真是痛快。
　　东北中山中学的校歌很有特点，也是我最爱唱的一首歌。

      六、巴清正追悼会和“清正奖学金”

      1938年2月18日，日本海军轰炸机12架，在26架新型九六式战斗机的掩护下，沿着长江向武汉一路奔袭而来。驻守在汉口的中国空军第四大队起飞迎战，恶战大约进行了12分钟，中国空军以击落敌机11架、己方仅损失五架的代价获胜。胜利的喜讯迅速传遍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百万军民无不欢呼雀跃。在这次空战中，李桂丹、巴清正等五人为国捐躯。巴清正牺牲时年仅22岁。

2月20日，《新华日报》发表短评：“前日敌机侵袭武汉，我国空军，奋勇迎战，把敌机打落11架，这不仅是武汉防空的一大胜利，同时也是中国整个军事上的一个伟大胜利。这个事实表明中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勇气和牺牲决心，也是以劣势的军事技术战胜敌人优势武力的信号。”同日下午，武汉各团体纷纷发起祝捷大会，并公祭殉职的五位空战英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及第十八集团军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也送挽联一幅，上面写道：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功名不朽；有四百兆同胞艰辛奋斗，胜利可期。此外，会场内还摆放着毛泽东及第十八集团军司令朱德、副司令彭德怀和西北各界妇女救国联合会驻汉口代表邓颖超以及孟庆树等个人送来的花圈。21日，新华日报还刊登了题为“向空中英雄致敬”的两封致敬书。它们是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邓颖超投书的。一时间群情激昂，全国民众争相传议，“气氛相当热烈”。

　　消息传到正在湖南璜璧堂的东北中山中学师生那里，大家悲痛并骄傲着。学校隆重为巴清正举办追悼会，振奋了正处于迷茫状态的中山学子们。

　　更令人感动的是，巴清正亲属根据烈士生前遗愿，将其抚恤金捐赠给了母校，东北中山中学用以设置了“清正奖学金”。

璜壁堂校址期间就读流亡学生代表和部分回忆录史料

        吴光磊，1921年11月1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宾县。数学家，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基础数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91年3月29日在北京病逝。北京大学教授。整体微分几何。“九一八事变”后，吴光磊于1934年随父亲吴宗涵逃出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来到北平。不久吴宗涵先生应聘于北平国立东北中山中学，他教学效果极好，有“吴几何”之美誉。吴光磊自幼聪明，加以父亲的教导，14岁时以优异成绩跳班考入中山中学高中部理科第九班。由于日本势力逐步向华北扩张，当时的北平形势岌岌可危。1936年中山中学迁往南京。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又迁至湖南省璜璧堂，吴光磊与父亲随校同行，1938年高中毕业。其后吴宗涵因气愤国民党人办事无能、机构腐败且与当时中山中学校长意见不合，遂辞职，去了当时也在湖南邵阳桃花坪的东北中学任教．吴光磊因体弱多病，随父亲休养一年，后随东北中学由邵阳经湘西去四川，并于1939年秋在四川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

        刘绍唐(1921年10月14日——2000年2月12日)，原名宗向，笔名李光裕、吴中佑，辽宁锦州人，原籍河北芦台。“九·一八”事变后，刘流亡山东、上海、南京，抗战胜利后入西南联大，后由北大毕业；曾参加南下工作团，在新华社、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工作。《传记文学》之父《传记文学》创办人、社长、发行人。1950年由香港至台，曾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被美国新闻处译成16国语言出版。刘绍唐到台后，先后供职于“中国出版社”和“中央党史会”，与文史界人士多有接触，有感于“两岸的文士因为各受其主的关系，许多史实难免不受歪曲”的现状，于1962年创办了《传记文学》。1937年夏，毕业于上海市市北中学初中部；七月，抗战军兴，旋在上海考入时迁南京、为收容东北流亡学生而设之国立东北中山中学高中，独自由上海前往南京板桥镇报到；1937年冬，南京告急，由校长王先青（宇章）率领先后撤至芜湖、安庆、九江、武汉、长沙，备尝艰苦。1938年春，学校在湖南永丰镇璜壁堂复课，师生以校为家，他课余任“墙报”编辑，兼画刊头、插图、漫画，以“她四岁了！”、“那山好比这山高”两张漫画闻名全校。

    郑墉（1920——1947），化名裘生，1920年出生在吉林市蓝旗堆子依将军胡同元号一个官宦世家。1938年5月毕业于国立东北中山中学(双峰璜璧堂)，这所学校大多数学生主张抗日救国，马列主义思想广为传播，郑墉和同学们经常阅读革命书籍，思想上受到启迪，认识到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拯救中国。他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民先队”组织，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斗争。1938年5月，郑墉从中山中学毕业，经驻长沙新四军办事处的徐特立介绍，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同年10月辗转到延安抗大学习。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吉林特支组织委员、吉林市委组织部长、吉南地委组织部干部科副科长兼地委、专署机关党支部书记、专署财粮科科长兼专署机关党支部书记。是我党40年代初派到吉林长期潜伏的地下党员，为党在吉林的创建、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军队文化战线的优秀领导人李蒙（1916-1990），原名李玉，是东北抗联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的表弟。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随学校迁入璜壁堂， 1938年3月26日是中山中学校庆，学校安排李蒙等同学，要求他们组织晚会。李蒙就从杂志上找到了一个讽刺冀东伪政权的话剧剧本。李蒙担任导演，并在剧中扮演伪保安队长，在校庆晚会上作了专场演出。紧接着，李蒙又根据一本杂志上的小说，关于日本特务土肥原和汉奸川岛芳子的故事题材改编创作了四幕话剧《毒酒》，主题是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和汉奸卖国贼的丑恶嘴脸及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这个话剧也在学校的一次晚会上演出，获得了好评，使全校同学受到了一次爱国主义的教育。这也是李蒙由戏剧表演向戏剧创作发展的开始。1938年7月，李蒙在中山中学高中毕业。他和同学一起在长沙岳麓山的湖南大学参加了联合招考考试，被西北联大历史社会系录取，但他没有继续学业，而是绕道宜昌、重庆，在表哥李延禄介绍下，由重庆抗日救亡总会的于毅夫同志（建国后曾任吉林省副省长）安排去了延安，进入抗大文工团，正式参加了我党我军的文艺工作，开始从事戏剧和其他文艺活动。成为军队文化战线的优秀领导人。

       齐邦媛(1924~)，女，汉族，辽宁铁岭人，台湾地区以及国民党政界人士齐世英（中山中学创始人）长女，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1947年到台湾，1968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研究，1969年出任中兴大学新成立之外文系系主任，1988年从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任内退休，受聘为台大荣誉教授。曾任美国圣玛丽学院、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访问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教学、著作，论述严谨;编选、翻译、出版文学评论多种，对引介西方文学到台湾，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西方世界，卓有贡献。(齐邦媛作为家眷随中山中学一起转移，入住永丰扶稼堂，据其本人的书《巨流河》中自述，在璜壁堂小河边曾与与流亡学生郑玉琴等人含泪唱《松花江上》，期间曾收到张大飞（辽宁省营口市人，生于1918年六月十六日，卒于1945年五月十八日。其父张凤岐在伪满洲国成立之初是沈阳县警察局局长，因接济且放走了不少地下抗日工作者，被日本人在广场浇油漆烧死。后考入中山中学入初中，1938年考入杭州笕桥航校十二期，毕业后即投入重庆领空保卫战，表现甚好，被选为第一批赴美受训的中国空军飞行员。1945年5月，张大飞自陕西安康出战河南信阳日本空军，与敌驱逐机遭遇。为掩护友机，张大飞中弹阵亡，壮烈殉国，年仅26岁）的来信：他已考入空军官校，时刻准备报效国家。1938年，颠沛流离一年后，随中山中学到达四川，齐邦媛进入南开中学。
     

     白晶泉：又名白桂珍，1922年出生于东北吉林，跟随五姐白竟凡逃亡到湖南永丰镇璜壁堂，考入东北中山中学。暑假期间参加宣传队，加入共产党的地下组织，1938年11月间日寇进攻长沙的前夕，跟随学校向四川撤退，开始第三次逃亡。经过半年多的徒步跋涉来到广西桂林，途径贵州省的贵阳。直至1939年6月才到达四川省重庆自流井，在静安寺古庙中读书，直至初中毕业。194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延水河畔常和朱总司令一起跳舞。她在回忆延安女兵经历说：“跳舞时，朱总司令总是走着八字步，口中叨念着一二三四。”1945年到东北参与建立民主政府，在"安东省建国学校"任秘书。建国后，白晶泉曾任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省侨办副主任，1982年离休。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康生诬陷为"特务"，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三反分子"、"走资派"，屡遭磨难，备受摧残，险些丧命，她仍然意志坚强，无所畏惧，爱党爱国，忠贞不渝。

      白竟凡，女，汉族，1918年12月出生，黑龙江省安达县人。1936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194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白竟凡在解放前一直跟随丈夫（开国少将高存信）在部队工作，曾任吕正操部队的卫生部协理员，解放后曾任国家供销总社政治部学校处处长、全国供销总社教育局长，1984年离休。其事迹被收入2007年8月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开国将士风云录》一书中。1938年带着妹妹白晶泉（白桂珍）来到永丰镇，考入璜壁堂中山中学，其本人为璜壁堂期间暑假抗日宣传队骨干。

        李曦沐，原名李晓、李文相。辽宁新宾县人，1922年生。1936年进入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璜壁堂期间暑假抗日宣传队骨干，1939年因抗日宣传被东北中山中学（韩清伦任校长）开除后，先至国立二中读书，又因组织秘密读书会被“默退”，后转学国立十四中。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历史系。1945年毕业之后回到东北，曾任职于黑龙江省委、辽宁省委。后出任国家建委副秘书长，国家测绘局局长。

        礼广贵(1920-1995) 满族。辽宁省辽中县大黄旗堡村人。璜壁堂期间中山中学进步学生代表，1940年入西北大学历史系。1939年参加革命，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蒋管区从事地下工作，再进入辽南解放区，先后在复县人民政府、县委宣传部、辽东省委、辽宁省委宣传部、辽宁社会科学院工作。历任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辽宁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任、辽宁省地方志编辑委员会副主任、辽宁省古籍整理小组副组长、全国人才学会理事及辽宁省人才学会副会长等职。主持并参加编写《少奇同志在满洲省委》、《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及主编《张学良将军》画册，《学生爱国运动在东北中山中学》等著作。

        崔垂言(1907- )1907年8月20日出生，吉林省长春市人。国民党籍。北京大学英文系、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研究所毕业，中央训练团高级班结业。曾任制宪国大代表，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文化处处长，吉林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台湾省青年服务团团长，"革命实践研究院研究所"所长，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副主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中央文化经济事业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日报》总主笔，中国文化学院教授兼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等。1972年起任行"政院蒙藏委员会"委员长，1981年12月退职。1976年当选国民党第十届候补中央委员。1981年起连续被聘为第十二至十四届中央评议委员。1938年4月到5月间，刘希夷、崔垂言等五位老师经东北协会的安排，参加了赴西北考察团，主要是访问了延安，曾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回到璜壁堂学校后作了一次考察西北的报告，使全校师生受到鼓舞。

        邓兰儒：东北大学助教，后来成为东北机电局的总工程师：1937年11月19日，就在南京大屠杀的前一个月，邓兰儒和他的所有校友仓促逃离了南京。1938年1月，师生们到达了湖南永丰镇的璜壁堂。他这样回忆起璜壁堂的的歌声：“大年三十晚上，学校按照东北的习俗，让学生们吃上了饺子。这是流亡岁月中吃得最香的一顿饭，有的同学边吃边哭。这件事触动了老校长。第二天早上，他把大家集合起来，教大家唱《松花江上》。当唱到“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哪年哪岁才能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时，全场痛哭失声，再也张不开嘴了。良久，不知谁喊了一声：“打回老家去”，大家群起附和，悲哭声响彻年初一。”

      陈  寰（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高级记者。1939年被东北中山中学除名，参加东北救亡总会成都分会救亡宣传，毕业于美国教会立成都齐鲁大学）1918年3月生，吉林省延吉县人。1933-1936年1月，吉林省第四师范学校初中毕业；1936年9月--1938年7月，北平慕贞女中（美国教会立）高中二年级肄业；1938年9月-1939年8月，由北平迁至湖南、四川的东北中山中学高中三年级肄业，因参加本校学潮被除名；1939年8月-1940年9月，任东北救亡总会成都分会抗日救亡宣传工作队队员；1940年9月-1945年7月，毕业于成都齐鲁大学（美国教会立）历史社会系；1945年10月-1947年9月，在成都《华西晚报》、上海《大学月刊》任记者；1948年8月，毕业于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大合并的华北大学；1948年9月，到河北平山县新华总社口播部（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任编辑；1949年3月，任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新闻科编辑；1949年12月到重庆接管国民党国际广播电台；1950年1月-1951年12月，任重庆人民广播电台职工组组长；1951年12月-1987年，任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记者。1991年1月荣休。

        她在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到璜璧堂：

        山河破碎行路难

        爱国、救国、誓雪国耻的热忱，使我决心离开虎口离开家乡。但是，我来北平不久，人地生疏。慕贞女中的校规很严，尤其是北平失守以后，基本上与外隔绝。何去何从，彷徨在歧路上。幸好，我的同乡同学郑玉琴（郑冬青）要返回她新迁往湖南的母校、免费的东北中山中学，劝我同行。郑玉琴原是中山中学初九班毕业生，毕业后，考取了北平市女二中。因为七七事变，女二中停办，所以进了慕贞女中。当她得知中山中学已经在湘乡（双峰）永丰镇安定下来之后，就决定去湘南。我同意了她的建议。在1938年的7月中旬离开北平到天津。等了好几天，才托人买到了香港的英轮太古号船票。打算到香港后转九龙去广州，再乘粤汉路去长沙。古人说蜀道难，可在那烽火连天的日子里日寇军队长驱直人，政府军节节败退，加上敌机不断轰炸，全国一片慌乱。行路之难，要比古时的蜀道更难。几经周折，八月下旬才到了湖南湘乡（双峰）永丰镇的璜壁堂--东北中山中学的新校址。

        一路上，我们的路费有限，不得不精打细算。从天津出发，我们乘坐的是三等舱，也就是大统舱。挤满了人，只有坐的一块小地方。动一动都要碰人。七月末的天气，火一般的炎热。舱里怪味熏人，呼吸都有困难。同船的人大部分是逃亡者，也有些商人。有不少大中学校的学生。一些清华、北大和燕京的同学是到河内乘火车去昆明的。还有津浦铁路上的几位职员去长沙和武汉。在船上他们看到我们受过一个卖菠萝的小贩的骗，知道我们是两个没出过远门的中学生，很无知，就主动照顾我们，邀我们和他们同行。其中有一位年过40的沈仲丹站长很热心。还有一位姓谷的站长，为人厚道。我们视他们为长者，遇事总请教他们。还有两位住在二等舱里的燕京大学同学跑常来看我们，告诉一些应该注意的事项。夜里，船靠岸，舱里像蒸笼一样，不能入睡。燕京的那位姓杨的同学劝我们向茶房租一张帆布床，两人轮着睡。租金要10元钱，很贵。也只好硬头皮租下来。伙食也很坏，半生不熟的米饭里沙子直磕牙。在香港住了一夜，第二天乘轮渡到了九龙。没想到广九路遭日机轰炸。乘客都被困到九龙车站上，一直困了三四天。白天到田野里躲警报，夜里回到车箱里打盹。没有东西吃还可以，没有水喝最难熬。好容易火车开动了，走走停停到了广州，正赶上“八一三”日军攻夺武汉和广州的时刻。敌人疯狂地轰炸广州。广州去长沙的铁路也被炸断。敌机天天在广州上空投弹。我们每天要在爱群酒家的地下室躲着。真感谢沈仲丹站长到处奔走想办法，从广州乘小轮船到连江口。再从连江口上火车往长沙。在船上过夜也不好过，天气热、蚊子咬，本来沈站长他们可以有条件先走。为了帮助我们两人，才一同乘船到连江口。他们中间一位姓杨的段长直埋怨沈站长。那时候，长沙还平静，市面繁荣。晚上，几位长者带我们逛了长沙最热闹的市区八角亭。街道很窄，都是石头铺路。第二天一早，我们告别了那几位好心人，乘公共汽车到了湘乡（双峰）永丰镇。湘乡（双峰）是曾国藩的家乡。我读过曾国藩的家书，像读圣经一样。也唱过《十二个月历史花》中的“八月里的桂花处处香，曾国藩练兵起湘乡（双峰），不杀尽同胞哪算功劳大？致使那黎民百姓哭爹娘”。湘乡（双峰）确实是个富裕之乡，风光幽美，民风敦厚。

            璜壁堂的歌声

       永丰镇是在“双峰插云”风景区的双峰山下。无边的田野和茂林翠竹围绕着璜壁堂。远远的就听见一片歌声起伏，悲凉中透着激昂。初秋季节，天气依然很热。很多男女同学都在璜壁堂前面的河里游泳。河身曲曲弯弯。两岸杂草丛生，老树横斜。我们的到来，好像是天外来客。老师、同学把我们团团围住，问长问短。主要是急于知道抗日战争的局势。郑玉琴搬进了高中女生宿舍的草棚子里，我暂时住在璜壁堂主人朱家的客屋里，也是中山中学的临时招待所。朱家的住宅很宽大，有好几层院子。所以能容下三四百个男女学生。据说这所大庄院是朱元璋后代人的，又说是清朝的皇庄。看起来是有些历史的。我住在朱家同主人一起吃饭。湖南人民生活富足。不论是饭和菜都盛得冒尖，筷子有一尺多长，主人很和气，每天9角钱。经过简单的考试，编入高中三年级的十六班文科组。也许是照顾我是新来者，分派住在初中班女生宿舍的二层楼板上。这比草棚子优越得多。所以我同初中班的女同学很熟悉，也很要好，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们的名字和声音笑貌。

        入校后，等了一个多星期，直到高三的男同学从衡阳受军训回来才上课。我没有书，恰好理科组的马树人（马淑媛）离校去西北，把全套书给了我。

        中山中学是军事化的学校。女同学都会打枪。我在教会学校慕贞女中读了两年，多多少少染上了小姐气、洋气。脱掉了花衣衫，甩掉了高跟鞋，剪短了头发，穿上男生制服，戴上男帽，总感到不舒服。对男女同学的尚武作风也看不惯。在慕贞女中都是女生，说话轻声慢语，“谢谢”不离口，举止讲究斯文，也有些造作。中山中学的女同学可不一样，动作豪放，性情开朗，和男孩子一样，说话很冲，直来直去。还有的人口头语是“他妈的”。我不以为然。所以在上课以前，去了一趟东北中学所在地宝庆（邵阳）桃花坪。到了那里一看，学校的各方面条件都不如中山中学，男女同学的尚武精神比中山的同学更强。我怕自己吃不了苦，于是我又回到了璜壁堂。

在入校的头几天，老是吃不饱饭。中山的学生集合吃饭都有规定的时间，女生宿舍后面山坡上的草硼子是食堂，只有用木板条搭成的桌子，要站着吃饭。男一方女一方，大碗菜大碗饭。我半碗饭没吃完，一抬头，同学们已经放下碗筷走光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不好意思再吃了，只好放下碗筷走开。人，总是会适应环境的。过了一个星期，我也学会了整吞硬咽。直到现在，我吃饭的速度还慢不下来。

算起来，我在璜壁堂的时间将近两个月，然而，在我的记忆里，似乎住了很久很久。现在每当我听到有人唱起那个时候同学们唱过的歌，就仿佛又回到了璜壁堂。而在自己回想起在璜壁堂的日子，心中也唱起了那些歌，眼前就出现了当年一起流亡、共过患难的同学们的影子。

        我在慕贞读书时，音乐老师教的都是欧洲古典歌曲。比如在高中部举行歌咏比赛时，唱的是意大利名曲《可爱的阳光》（现在译为《灿烂的阳光》），平日听到和唱的也都是教会音乐和圣经上的歌。那些歌声和璜壁堂的歌声好像是来自两个世界。璜壁堂的歌声是密切结合当时的国仇家难发出的呼声，声声激动人心振奋斗志。有悲怆思乡的歌声，有愤起抗敌救国的歌声，也有慷慨激昂犹如身临沙场万马奔腾的歌声。没有靡靡之音，没有丧失信心的哀吟。我很羡慕同学们会唱那么多的歌，一早一晚，只要不是上课时间，歌声总是不断。有时，看见同学们边唱边流泪，我也是边听边流泪。很快地我学会了那些歌。歌声是流浪儿的心声，也是最大的慰藉。

我最喜欢听那位个子不高苹果脸女孩子的歌声。她名叫陈雪微（陈今），是初中三年级的同学，平日总是穿工裤戴鸭舌帽。她从早到晚唱个不停。声音清脆，很富于表达感情，有时哀婉动人，有时斗志昂扬。她唱起流亡三部曲的时候，开始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就会催人落泪。唱到第三部斗志昂扬的曲调时，就会使人怒发冲冠，挥拳奋起，誓死杀敌。她最爱唱国文教师郝冷若编着的《九月秋》歌。每天早晨洗脸时，就听见她唱：“我有恨在九月秋，我有泪在腹中流。 ……我有仇报仇，报仇、报仇。”日子长了，我们熟了，也成了朋友，后来我们一起在东北救亡总会成都分会做救亡工作。她人小志坚，在1939年的寒冬，顶着风雪徒步去了延安。在同学们齐声唱起游击队之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时，真痛快。“打回老家去”的歌声时时可以听见，使人时时不忘家乡的苦难。中山中学的校歌是很有特点的。开头几句是：“白山高，黑水长。江山兮信美，仇痛兮难忘……”最后是：“我来自北兮，回北方。”我最爱唱的是那首燕赵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待考

        前面史料中提及的大部分学生，因不断改名，暂未考证详实。

        李默林  （原东北大学教授，曾居新加坡。九一八事变后随家人流亡关内，东北中山中学、重庆上海交通大学学生）

        王成福（西宁铁路分局工务段总工程师。1934年开始流亡，历经11个省，上过3所大学，参加过11个铁路局和1个飞机场的修建和维修）

        刘嘉禾，合金钢专家。山东益都人。1943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矿冶系。曾任四川綦江电化冶炼厂助理工程师、鞍山钢铁公司炼钢厂助理工程师、湖北大冶华中钢铁公司炼钢厂副工程师。建国后，历任鞍山钢铁公司炼钢厂主任工程师、冶金工业部钢铁研究总院副院长、中国金属学会第四届常务理事。建国初负责将鞍山钢铁公司炼钢厂预炼炉改造为炼钢平炉，提高了炼钢能力。1956年组织试验平炉吹氧冶炼新术获得成功。1959年后组织并参加研制成功国防用新钢种和高强度低合金钢16锰钢。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他姐姐去延安参加革命，他只身一人乘上平津流亡学生南下的最后一班火车到了南京，就读于东北中山中学。不久上海沦陷，他又随流亡学生辗转到达四川（期间是否在璜壁堂就读待考），进了国立二中。毕业后考取重庆大学土木系，一年后他转学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贵州分校矿冶系。

     东北中山中学的流亡学生杰出代表（璜壁堂早期和后期）

郭峰曾任辽宁省委书记            

李涛（李文翰）曾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
刘达曾任清华大学校长。

陆平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吴天威著名史学家（待考）。

吕东曾任国家经委主任。     

苏天钧著名考古学家（待考）。         
张万岱三九胃泰主要研制者，全军著名消化内科专家。
赵鹏大数学地质专家，第一位获得美国克伦宾奖章的亚洲人。

于克（于树文）曾任吉林省省长、中共吉林省委书记。

著名诗人郭小川

程世祜国防固体力学专家

贾有权我国光测实验力学的带头人

小提琴演奏家马思聪（待考）

著名电影演员李仁堂（待考）

黄克（待考）